秦商(陕西商帮)中国按地域亲缘关系最早出现的商帮。
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在野议·盐政议中论述:"商之有本者,大抵属秦、晋与徽郡三方之人" 。
山西和陕西,一河之隔,自古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,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,多数在这两个地区经过了早期的实践。
然而近代以来,山陕商人同归于没落。这种没落造成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,以致于发展到今天,山西和陕西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、发展模式,以及商人的群体面貌上也有着不少相近的地方。
秦蜀古道
秦商主要有三大历史贡献:一是"丝绸之路",与中外商人开辟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,其中西北丝绸之路国内部分被称为"拓北庭" ;
二是陕康藏茶马古道(以康定为中心)茶马交易,民间称为"蹚古道";
三是走西口,陕北民歌《走西口》家喻户晓。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,民族间的融合,对稳定边疆、开发边疆意义重大。
汉唐宋时,为了加强军事力量,需要大量的马匹,而青藏高原的藏族同胞长期食用奶酪、牛羊肉等食品,需要茶叶帮助消化,汉藏茶马交易在以康定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展开。
明朝时期,当时陕南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之一,质优价好。由于陕南之外的有些地区的茶叶不好,影响了茶马交易,所以,明政府严格管制贩茶,其中最繁华的茶马交易市场在康定,秦商经"秦蜀古道"到达康定,康定商人主要来自陕西、四川、云南等省,秦商进入最早,经济实力最雄厚,秦商踩出了茶马古道,称为蹚古道。
“蹚古道”是当时可以在国内跨区贩茶的茶马古道,亦称为西南丝绸之路。
“秦蜀古道”最早的开通时间已无从可考。公元前316年,秦惠文王采用大将司马错的建议,通过古道出兵灭蜀,开始对大西南的统治,巴蜀之地成为秦国的大后方。
汉中平原、成都平原丰富的物产源源不断供给秦国,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。"秦蜀古道"的称呼在秦惠文王时已形成,此后数千年,在这千里古道上演绎着一幕幕军事、商业、文学等传奇故事。
秦汉时期,秦统一六国后,建都咸阳,在北方修筑了从云阳达九原的"直道",新修了从咸阳到成都的 "栈道",在咸阳城设"咸阳市",作为商贩贸易的最大场所,还设置直市、平市、奴市、军市等专业市场,秦对国外商人采用"轻税"政策,使各地贩运更加频繁。同时秦统一货币,统一度量衡,车同轨,书同文,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增长,使陕西商人进入封建社会后,获得了第一次发展机会。
秦因暴政,二世而亡。汉兴,承秦制,商品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。汉王朝多次强制迁徙六国旧贵族及高赀商人的后裔于长安周边地区,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,使陕西商人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增长,有力地冲击了自然经济的束缚。汉王朝建都长安,使"长安商人"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流播于世。长安规模庞大,是罗马城的三倍,是国际大都市和全国商业中心。
隋唐时期,社会经济的强盛,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,使陕西商人以天子脚下,首善之民的优势获得了第二次发展浪潮。隋炀帝大业元年"迁天下富商大贾数万于东京",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。
明清时期,明政府为巩固边防,在陕西实行"食盐开中"政策,直接诱使了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网络的形成。陕西商人抓住了明清中央对陕西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历史机遇,以西北川贵蒙藏为势力范围,输茶于陇西,贩盐于江淮,运布于苏湖,销皮于江南,在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迅速崛起,号称"关陕商人"或"西客",成为明清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中活动的主体。出现了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三次高潮。
没落情况:陕商勃兴于明初,衰败于清末。清末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给陕商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,渭北各县陕商财富几乎被掠夺一空。清军入陕作战后,征粮派饷,陕商积累百年的财富被搜罗殆尽。当此之时,胡雪岩正鞍前马后为左宗棠及湘军筹措物资,帝国第一红顶商人正逐渐引领徽商走向高峰。土焦瓦砾上的陕商荣耀从此淹埋。
胡雪岩
一、陕西盐商在面对新形式的大分化、大改组中失败,盐商从此一蹶不振。在两淮盐场,由于不能和徽商竞争,而陆续退出,陕西本土市场则被晋商占领,四川的盐井业也由于战乱导致资本不够,市场迅速萎缩。
茶商由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,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,陕西茶叶大不如前。陕西布商在外国洋布洋纱的打击下被排挤出市场,迅速死亡。
清末后,土布市场受到外国洋布洋纱的排挤而迅速衰落,经营土布的陕西布商在洋布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歇业,清末已是"陕西土布行,家家倒闭,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"此外,陕西秦巴山区植被资源的枯竭对陕西商帮的影响也是巨大的。
二、清末多发的战乱则成了陕商迅速衰败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。在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中陕西各县的富贾巨商,数百年贸易通商积累起来的财富被焚掠殆尽。
当时,国库已经空虚,入陕清军每年的900余万两的军费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,致使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掘地以尽,关中的富商大户首当其冲。
许多陕西富商为保平安只得挖肉补疮,将大量营业资本化为军费开支,使资本存量耗散无余;面对家乡的破败,各地陕西商人为解救家乡乡亲父老,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,重建家园,成为陕西商人在外省经营萎靡的直接原因。
最后关中富室巨户几乎都是因外资耗折,内藏悬罄而元气大伤,数百年的积蓄倾囊而出,再也无力重整旧遗产。